全球化時代，所謂經濟危機，就是讓失衡的全球經濟再平衡，是對錯誤經濟政策的被動糾正。

只有一種情況例外，這就是人為的，對重要資源價格的操控。比如歷史上的石油危機。這種危機，是為了適應新的資源價格而出現的波動。

1、

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全球金融風暴，其實就是對此前美國10多年的“黃金增長期”的糾正。這個增長期里，美國通過金融創新（比如衍生工具的廣泛使用）和降低按揭標準，讓大量中低收入居民購買了房子，由此帶動了經濟的持續繁榮。

從1990年到2007年，美國“兩房”直接持有和擔保的按揭貸款和以按揭貸款作抵押的證券從7400億美元增長到4.9萬億美元。

從1992年到2007年，美國經濟基本上維持了良好態勢，而這個期間也正是中國“制造業+出口”增長模式的黃金時代，兩大經濟體互為依托，相互借力。雖然中間有亞洲金融風暴、網絡股泡沫破裂，但整體上波動不大。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歷了痛苦的去杠桿過程，重整了金融體系。關鍵是，美國率先完成了新一輪工業革命：以頁巖油、頁巖氣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以3D打印、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制造業革命。所以，美國率先走出危機，滿血復活。

危機爆發后，美國出臺了量化寬松政策，大量貨幣被制造出來，然后奔赴高利率、高回報的新興經濟市場。危機后，中國也出臺了“4萬億”（其實遠遠不止）刺激政策，經濟增長徹底切換到“城鎮化+房地產”的增長模式。美國的錢，中國的需求，引爆了全球大宗商品的牛市。

2、

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成功，給美國帶來了新轉機：燃氣實現了從進口到出口的巨大轉變，氣價只有中國的八分之一；原油自給率不斷提高，未來可能不需要進口。一大批龍頭企業崛起，通過技術進步獲得了豐厚利潤，比如蘋果、谷歌等。于是，我們看到美國的失業率迅速下降，經濟開始回升，核心通脹率也開始上升。于是，量化寬松時代自然而然結束了，低利率時代也接近了尾聲。

當美國開始進入加息周期的時候，美元資產價格開始上升，經濟危機之后被美聯儲釋放出來的熱錢開始從新興經濟體回流（這些錢如果不回流，此前的利潤就會被吃掉，因為美元越來越貴，而新興市場將進入大幅波動期，他們需要返回美國，歸還貸款，兌現利潤），相當一部分被收回了美聯儲“潘多拉的盒子”。于是，一系列新的連鎖反應產生了。

首先是全球性的通縮（錢被美聯儲收走了一部分）顯現，大宗商品價格開始下跌。當然，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除了美元越來越強勢之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

一是技術革命帶來增長方式變革，人類對大宗商品的消耗呈現下降趨勢，可替代的產品在涌現（比如頁巖油之于石油）；

二是中國房地產出現拐點，需求下降。

這時候，如果人民幣再出現較大幅度貶值，對大宗商品的價格壓力就更大。因為貶值后，進口價格上升，國產替代率會上升，進口量會降低。

近期國際資本市場的大幅波動，主要是美國因素、中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在風暴中顫抖的那些資源國家、中小經濟體，只能被動接受風浪。或者用自己的“猝死”，加大風浪。

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基本上走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制造業+出口”的增長模式，從1980年維持到金融風暴之前。在這個時期，市場機制發揮了主導作用，標志是民企崛起，一批“缺少權力的城市”（比如級別低的東莞、佛山、溫州、泉州）地位迅速上升，壓倒了很多省會城市。

從2002年前后開始，“城鎮化+房地產”的增長模式就開始崛起。在增長模式切換中，地方政府感受到了新模式的“無限魅力”。“房地產+城鎮化”來錢太容易了，對GDP的推動作用遠非“制造業+出口”可比。而被計劃經濟抑制了幾十年的城鎮化需求，欠賬多、需求大，加上“制造業+出口”長達20年的鋪墊和積累，所以一旦啟動，勢如破竹。當然，貨幣超發帶來的“購房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城鎮化提速的這10多年，政府和國企成為投資主體，有形之手開始強勢。為了讓這個模式的作用發揮到極致，匯率、利率政策無不向房地產傾斜，制造業的競爭力在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中不斷下滑。國進民退，有“權力的城市”全面崛起，早期的明星地級市普遍衰微，外資流入逐步停滯。

當我們把城鎮化未來10年的蛋糕都提前吃完之后，發現這個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2014年，房地產的拐點如期而至，除了20來個中心城市，絕大多數中小城市的房屋供應都已經嚴重過剩。

所以，中國面臨一個新的關口：必須更新增長模式，尋找新的增長點。新的模式是什么：只能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業，從房地產回歸實體經濟。前提是，讓政府有形之手撤回去，辦法是改革。包括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反腐敗，以及推動“直接融資”替代“間接融資”的IPO注冊制改革。

4、

當我們俯瞰了中美兩大經濟體的現狀和趨勢后，危機的原因、解決辦法和未來趨勢，就已經非常清楚了。

美國經濟持續向好，為全球提供了一個穩定器。日本和歐洲經濟在經歷了漫長的調整之后，也有企穩跡象，至少不會壞到哪里去。有了這些因素為基礎，全球經濟也不可能壞到哪里去。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最壞的情況，是發生局部的金融危機，類似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A股可能還會下跌，但有證金公司監護，問題不太大。人民幣未來一年還有大約10%的貶值空間，但不會失控。只要匯率不失控，樓市也不會失控。但使用了杠桿的投資者，風險仍然是非常大的。

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即便下降到5%，仍然是相當快的增長速度，因為體量實在是太大。所以，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不是增速跌破7%或者6%，而是拒絕讓增速適當下滑。那意味著中國仍然要依賴貨幣政策的刺激。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M2增長一直偏快，換句話說，我們一直在QE。而中國現在更需要的，顯然是改革，是切換經濟增長方式。

只要真正推進改革，中國經濟就不會有大的風險。而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真正的法治社會。也就是總書記說的，把權力裝入制度的籠子。

換句話說，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中國就可以迎來新的黃金20年。反之，則只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重演日本“失去的20年”。未來人民幣、中國樓市和股市的牛熊，都將由此決定。

來源：天天說錢（liuxb0929）

*附：中國開始遭遇“僵尸企業”

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制造以“Made In China”的標志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而當前，中國開始遭遇“僵尸企業”問題。

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制造以“Made In China”的標志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而當前，中國開始遭遇“僵尸企業”問題。

中國9月1日公布的數據又一次顯示出中國糟糕的經濟狀況，衡量制造業活動的官方指標8月降至三年低點，而通常強勁的服務業則顯示出新的疲態。

與此同時，盡管政府努力提振經濟，私營部門公布的衡量制造業和服務業活動的指標也顯示出一種類似的疲弱模式。

不過，分析人士稱，這種疲弱可能是暫時的，原因是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前夕，北京周邊地區為控制污染暫時關閉了一些工廠，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制造業的下滑。

不過，毫無疑問，中國的主要經濟引擎沒有全速運轉。

國家統計局經濟學家趙慶河在官方數據出爐后發布的政府公告中表示，目前中國制造業增長動力不足。

8月中國官方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從7月的50降至49.7，不及市場預期的49.8。數值高于50意味著本月制造業活動較上月有所擴張，低于50則意味著萎縮。

同樣于9月1日公布的8月中國非制造業PMI從7月的53.9降至53.4，表明非制造業活動擴張，但速度放緩。

中國政府表示，本月制造業疲弱的部分原因是天氣因素和北京周邊工廠關停。政府公告稱，京津冀等地加大治理大氣污染力度，主動放慢生產，該地區的PMI數據低于全國總體水平。中國政府計劃9月3日舉行盛大的閱兵式，外界認為此舉是為了彰顯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實力。

分析師稱，非制造業PMI的疲軟可能反映了股市6月和7月的暴跌對金融部門的沖擊。

與此同時，據財新傳媒和研究機構馬基特市場調查公司共同編制的數據，8月財新制造業PMI終值跌至47.3，創逾六年低點，而7月為47.8。8月終值高于上月末公布的47.1的初值，但仍位于77個月低點。

8月財新中國服務業PMI從7月的53.8跌至51.5，為13個月來的最低點，反映了非制造業部門增長乏力的局面。

據法新社9月1日報道，9月1日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8月中國制造業活動降至臨界點下方，跌至三年來最低點。這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速放緩的最新跡象。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8月中國官方制造業PMI為49.7。

雖然二季度中國GDP增速達7%，超出經濟學家的預期，但對中國經濟的看法無疑正變得更加悲觀。

8月31日晚間，深陷業績下滑和裁員風波的漢能集團在官方網站上，發布了“2015年中期報告若干問題的情況說明”的公告。

其中解釋稱，業績下滑主要因公司終止關聯交易所致，而大幅裁員則因為漢能將從直銷模式改為經銷模式，“正是由于銷售模式的改變，漢能直接銷售人員大幅度減少，而事實上，參與銷售的人員和團隊反而大幅增加了”。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表示，對于漢能的民用產品來說，從直銷改為分銷，是更為劃算的市場行為；但是受市場對產品認知、需求及產品本身性價比等多方面的影響，最終效果如何，并不是銷售模式能決定的。

漢能在公告中表明，由于去年底制定的銷售戰略是直銷模式，所以今年上半年公司在全國各地的員工人數大幅增加，但是近期銷售模式進行了調整，直銷模式轉變為經銷模式，公司將更多地依靠經銷商進行銷售，因此漢能將精簡約2000名員工。

廈門大學能源經濟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林伯強認為，無論模式怎么改變，漢能裁員的事實并沒有變，“公司裁員的規模并不小，漢能現在資金緊張的可能性很大。”

從去年至今，漢能曾經推出過光伏充電包、光伏帳篷等產品，在韓曉平看來，其推出的不少民用產品目前在中國并沒有需求，“產品不夠接地氣”。

8月13日，聯想集團(HKSE：992)公布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2015/2016財年第一季度業績。財報數據顯示，該季度聯想集團營業額為107億美元，同比增長3%，凈利潤同比下跌51%至1.05億美元。

而此次，除了其他業務大市場環境要素之外，摩托羅拉成為此次聯想業績下滑的“罪魁禍首”。因此，聯想也作出了對摩托羅拉總部進行裁員的決定。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表示，目前聯想所面對的市場挑戰，嚴峻程度不亞于2008年。

對于聯想而言，或許唯一的辦法便是縮小開支、迎接寒冬了。

上世紀90年代初期，溫州金屬打火機企業至少有3000多家，年產打火機超過5.5億只，占據了全球金屬打火機80%的份額，國內市場95%的份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屬打火機生產基地。

然而，溫州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發稱，打火機行業去年還有70余家企業，今年一下子少了10多家，勉強維生的企業多數開工不足。

作為讓中國打火機走出國門、開始國際貿易的“第一人”，李中堅的公司當時每天出口的打火機最少達10萬只。而東陽打火機一時也成為溫州名片，多位國家領導人蒞臨公司視察。然而，就是這樣一家曾經創造輝煌的企業如今也陷入了困境。

李中堅稱，去年7月份公司就停產了。他的朋友圈里基本上都是做實體企業的，但現在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還在做企業，三分之一人的企業關門倒閉或者自己跑路了，剩余的三分之一就像他一樣。

事實上，制造業的倒閉潮早已開始。2014年12月5日，知名手機零部件代工廠蘇州聯建科技宣布倒閉，隨后聯建的兄弟公司———位于東莞的萬事達公司和聯勝公司相繼倒閉，三家公司累計員工人數近萬人。

此外，幾乎是同時期，位于蘇州的諾基亞手機零部件供應商閎暉科技也宣布關門停產。

當年1月，手機零件制造商東莞市奧思睿德世浦電子科技老板欠債1.35億元跑路，400名員工失業。從事雜牌手機制造的東莞兆信通訊因資金鏈斷裂倒閉，1000多名員工失業，董事長高民自殺。

作為民營企業活躍的溫州市，在2007年至2012年間，溫州全市共注銷企業22481家、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企業25213家。這些僅僅是國內各級法院審結的有據可查的數據，而沒有走入司法程序、自生自滅的企業破產數量更是驚人。

近期中國制造業面臨著一輪又一輪的倒閉潮危機，這里既有技術趕不上時代、前期投入過多，造成資金鏈斷裂的企業，也有無法忍受人力成本急劇上升，出現歇業關門的企業，更有試圖轉型升級，但是卻沒有成功的企業。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就用“無可奈何花落去”來形容加工貿易，他認為加工貿易的歷史任務已完成，現在已不合時宜，唯有由低端轉向中高端，延伸產業鏈以及附加值才能適應時代變化。

“中國制造業以往的廉價成本優勢已經喪失。”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表示，“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地產建設太多，需要大量勞動力，不但擠占了制造業勞動力的市場，而且讓用工價格直接上升，資金和物流成本也隨之上揚，加之歐美經濟下滑減少了外需，又恰逢人民幣升值，一下子把實業擠扁了。”

著名品牌戰略專家李光斗表示，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國制造”正在遭遇著空前的危機。

李光斗指出，市場是在不斷的供給與需求的循環中發展，對制造業也是如此。

從供給角度來講，支撐制造業發展的是勞動、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從需求角度來講，支撐制造業發展的是投資、消費和凈出口拉動。現在制造業出現危機，很大情況就是供給與需求發生了變化。

從供給方面看，首先是勞動供給出現不足，如今中國勞動力人口已不能與前幾年相比。目前中國勞動力人口正呈現出縮減趨勢，15—59歲人口從2011年至2012年縮水66萬到9.45億人，而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到2014年已從2011年頂點下降了560萬。

勞動力人口下降，就會影響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不足，用工成本就會上升，用工成本高已成為了影響企業發展的一個很大原因。

從需求方面看，中國過去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了嚴重的投資比例過高問題。據統計，2012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6.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

投資刺激了需求，也刺激了制造業的發展，但粗放式，只關注產品的量、規模，而忽視產品的質，生產中不注重技術、不注重創新的發展，反過來又會影響企業不能很好地滿足需求。

以聯建科技為例，該公司聯建科技在給蘋果做產品代加工的時候，根據蘋果銷量增長前景擴大了其生產設備，但這些設備主要用于iPhone4s以前的款式。

自去年蘋果公司推出了屏幕要求更薄的iPhone5和iPhone6，聯建科技的產品便無法適應，最終因其技術落后、良品率太低、成本太高被蘋果剔除了供應商之列。

中國正經歷制造產業空心化，鞋子、打火機等引以為傲的產業正在失去光環。需求要素再不改變，中國制造過不了幾年將會消失。未來的中國制造，其內涵應更多體現的是品牌和創新。

在中國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看來，中國制造的問題在于大而不強。

“我們的機床占到世界的產量38%，但是我們高檔的數控機床基本得靠進口。我們鋼鐵產量世界第一，但是港口碼頭上高噸位起重機的鋼絲繩得進口。我們的鋁產量是世界第一，但是飛機上用的鋁我們得進口。我們給每人每年平均做3套半衣服，但是這么大的出口服裝基本上都是貼牌。”

姚景源舉例說，蘋果手機相當一部分是在中國生產，“而我們每生產一部蘋果手機，其中49%的利潤被美國拿走了。日本拿走了30%多，韓國還拿走了百分之十幾，剩下我們中國拿3.63%。

也就是說，低端制造和代工類企業正在喪失產業發展的土壤。這足以給東莞制造乃至中國制造一個警鐘，他們面臨的是產業的變遷，是人力資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變環境下的一個挑戰。

龔佳勇把這種現象稱為“搭便車”時代的結束。過去是幾年，低端加工制造為中國經濟貢獻了原始積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在他看來，目前的制造業已經到了買車票的階段。

實際上，中國制造產業發展了這么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產業鏈的最低端，利潤微薄不說，產品技術還跟不上市場發展。國內外有很多的現象表明，制造業企業不肯花資本去轉型升級，就得面對倒閉的惡夢。

在國內和國際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中國制造的下行壓力確實不小。

事實上，這些正在虧損的企業占用了勞動力、資產、土地、資本等，它們再也不會重新贏利了。

因此人們需要重新配置這些經濟資源的某種手段。這就是破產所能實現的。把這個現存企業的債務與它所擁有的生產性資產剝離。把這些資產送到別處用來做一些更有價值的事情。

那么債務呢？人們可以讓它們自生自滅，把它們減記。但要點并不在于怎樣處置這些債務，而在于怎樣處置生產性資產。而這就是破產讓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對它們予以重新配置。

根本的要點在于，虧損并不是虧損企業自己的問題。在整體經濟的層面上，這意味著每一個人都將變得更加貧窮。

比如，有企業擁有某些價值100美元的資產，人們用它們來生產某些價值90美元的東西，這就是虧損的含義，即生產成本高于產出產品的價值。

整個社會擁有的價值現在損失了10美元。這顯然不是一種人們希望繼續看到的情形。人們會寧愿看到這些資產——不管以多少債務或股東損失為代價——被轉移去從事其他事情，在新的地方，也許價值100美元的資產可以制造價值110美元的東西，從而使社會擁有的價值增加10美元。

這就是破產的本意和出發點。因為每個人都是凡人，沒有人無所不知，犯錯誤在所難免。因此人們需要一個清理此類錯誤所留下的爛攤子的制度，而盎格魯—薩克遜社會相對自由的破產法實際上被認為是這些社會能夠如此出色地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的原因之一。

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認為，不必忌諱和害怕企業破產。企業有生有死乃市場經濟下的正常現象，在經濟下行時期尤其如此。

“讓沒有前景的企業破產可以保護債權人利益，可以避免更多的資源浪費，可以以小破避免大破，可促進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等。而忌諱和害怕企業破產會導致大量僵尸企業、鼓勵跑路、浪費資源、延遲調整、積累風險等。”

所有這一切都導致這樣的觀點：中國應采取的下一步重大改革是破產法。此外，確保破產法適用于國有企業，就像它們適用于私營企業一樣。

因為只有清理干凈過去錯誤所留下的爛攤子，才有可能繼續走下去，并通過重新調配那些目前不健康的二手資產來建設新的經濟。

如今，依托于中國自己的“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在這新一輪的轉型升級中，中國是否能夠抓住機遇，精準把握方向，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呢？未來仍有待具體的實施路線圖。